《狂飙》给扫黑剧带来哪些“质变”？******
口碑高开高走成为2023的“开年第一爆款”
《狂飙》给扫黑剧 带来哪些“质变”？
扫黑除恶题材剧《狂飙》2月3日晚在央视八套正式收官。该剧贯穿整个春节的播出，国民热度甚至盖过春节档头部大片，口碑高开高走，成了2023的“开年第一爆款”。即便把时间轴拉得更长，《狂飙》的表现都称得上现象级：不仅安欣、高启强、高启盛、陈书婷、老默、徐江、李响等主线角色每一个都获得极高公众认知度，张彪、陆寒、王秘书、麻子甚至小五等只有几场戏、几句台词的配角都被观众记住了名字并热烈讨论……上一部享受这种“待遇”的剧还是2017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再往前是2009年的《潜伏》。
《狂飙》为何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共鸣？从《破冰行动》到《扫黑风暴》，扫黑剧近年一直在小步前进寻求突破。《狂飙》这个激动人心的“开门红”有哪些从量变到质变的“狂飙”式进步？
创作思路的进步
跳出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和情节强度吸引观众的“舒适区”
正如编剧之一朱俊懿所说，作为后来者，《狂飙》失去了改编真实案例的先天机会，但这也倒逼《狂飙》创作者跳出了扫黑剧依靠案件烈度、情节强度天然吸引观众的“舒适区”。
该剧让人耳目一新，根基是因为它在同类作品中独辟蹊径，构建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20年的中国扫黑除恶编年史和回忆录。《狂飙》以 2000 年、2006 年、2021 年三个时间节点结构全剧，采用倒叙、插叙的方式呈现了20余年间的社会发展变化。选择这三个时间节点，既有政策宣传上的要求与考量，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下治安工作的特殊性。
《狂飙》以非常高的完成度，把时代感凝结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不仅做到了大处不出戏，还在很多不起眼的细节上下了功夫。装着饺子的铝制饭盒、翻毛领的皮夹克、等离子彩电、小灵通……真实的年代感将所有人代入回忆。高启强跨越20年的不同造型，也有着非常准确的塑造。2000年的高启强穿着廉价的皮衣，脏兮兮，捞完鱼随时可以擦擦手，那是菜市场里鱼贩的真实状态；到了2006年，在大嫂陈书婷的一手包装下，精致张扬起来，那是撞色西服、戴墨镜、梳背头的黑老大；2021年，他的违法手段更为隐蔽，穿衣风格也向“保护伞”高官靠拢，低调朴素……
这样的创作思路，《狂飙》不是首创，近年来《大江大河》《人世间》《风吹半夏》等荡气回肠的大剧都在还原时代感上做到了足够的诚意，最终为自己赢得大众共情打下最坚实基础。现实主义“要精心修饰，修饰到观众看不出来，但能体会到”。那些为《狂飙》打出高分的观众，也是感受到了这份用心，才心甘情愿共情这个延宕20余年的故事。
人物塑造的进步
对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人物线丰满
《狂飙》塑造人物的突破之处，在于正反面人物尽可能一视同仁，人物线丰满。有人说《狂飙》前半部可以叫《一个鱼贩的黑化发家史》。高启强的每一次身份转换，都有翔实、充分的前因后果，和真实细腻的动机。一个唯唯诺诺、被欺压得喘不过气的菜场鱼贩子，成长为黑道“教父”式人物，而他走向深渊的背后有着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真实纠缠。《狂飙》让很多人感觉一追就停不下来，正是因为人物和剧情是爽的，更是写实的。
另外，传统的扫黑剧中，黑白对立是最主线的矛盾冲突，而《狂飙》的安欣和高启强还有互为镜像的宿命感，说明创作者把人物的重要性摆在了故事前面。安欣和高启强两个原本不在同一社会阶层的人，因为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而作出了不同的命运抉择。在一些偶发因素的助推下，二人走上了不同道路，人生因此发生改变、命运不断逆转。
事实证明，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人物立住了，观众才会有共情，也更愿意看故事。如果是靠强情节推动剧情，恐很难产生现在这种反响。《狂飙》借高启强诘问着黑暗面的来处和缘由；借安欣诠释难以摧折的正直与信念；借一众骨血丰满的人物，揭示人性的善恶抉择——老默面对女儿心存愧疚；行事狠辣的恶霸徐江也有软肋。他们的善恶不是天生的，更重要的是选择。
总之，当靠强情节和反转已经不再是吸引观众的制胜法宝，《狂飙》验证了同类题材可以把走进人心作为更好的设计。
演员标准的进步
演员依据剧本二度创作 靠细致、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
要想成就一部好剧，剧本是蓝图，演员的二度创作为其添砖加瓦。靠足够细致、复杂的人性面来支撑，角色才能是立体的而不是说台词的工具。
导演徐纪周找的演员，都是有生活阅历的。他的要求是，“千万不要照着韩国、美国的黑帮片给我演，一演就完了”，一定要让所有人相信，这是自己身边会发生的事儿，才会有共情。张颂文的表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，“他演鱼贩子，我能闻见鱼腥味。他演大老板，我能闻见古龙水味。”为了演好鱼贩子，开机前几天，张颂文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赶往水产市场，看鱼档老板怎么进货、卖鱼、杀鱼，后来剧里舀出鱼缸里的水洗手，就是他观察的收获。
好演员会比着琢磨角色、琢磨戏，拼命动脑子，在良性创作氛围中碰撞出更多火花。剧中安欣拿着警戒线推着高启强往前走这一“名场面”，当时剧本上只写“安欣拿着警戒线把高启强他们拦住”。而到了实拍时，安欣拿着警戒线一直往前推，拍出来气势上就会很好看，这些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。再比如安欣和高启强20年里吃饭的戏份在细微处有很大不同，演员通过表演也能够把饭吃出“年代感”。
不可否认，《狂飙》能够“飙”起来，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功不可没：无论是“双张”博弈，还是每一个或大或小的配角，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。值得玩味的是，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“传闻”，该剧开始的主演配置是“流量+实力派”组合，这是当下市场上比较稳妥的通行搭配方式，“传闻”或许是项目初始阶段真实的考量之一。而最终《狂飙》以目前的阵容出现，证明演技和适配度占更大权重的理性决策胜出，市场给予的反馈也足以提振行业信心。
这个结果说明，一部剧要想破圈引起共鸣，就应当成为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如此，使用流量演员反而显得“窄众”了——大众介意的是演员是否真的和角色匹配，以及他的演技是否真的能驾驭这个角色。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演员阵容，才能获得作品的流量密码。
文/本报记者 杨文杰 统筹/刘江华
东西问·解码兔年丨高巍：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？******
中新社北京1月27日电 题：庙会何以成为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？
——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
中新社记者 杜燕
在中国，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，盛行于东汉后。历经千年演变，如今既保留传统习俗，又融入现代元素，不仅吸引着海外华人参与其中，更逐步走出“中国城”，成为各族裔互动、多元文明融会的民间嘉年华，展现世界各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希冀。
为什么千百年来庙会备受青睐？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中国春节庙会？中新社“东西问”近日专访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，阐释庙会千百年嬗变，讲述春节庙会何以成为全球华人的纽带，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庙会在中国起源于何时？有何意义？
高巍：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，作为一种社会风俗，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，并随社会发展体现时代色彩。
在中国，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，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。“庙”字，繁体为“廟”，“广”下一个“朝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，“廟，尊先祖皃也。从广，朝声。”即“庙”本意是供祀祖先的场所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古时祭祀主要是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以祈求庇佑和保护。祭祀过程中，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仪式、进献供品、演奏音乐等。这可以看作是民间庙会的雏形。
到东汉时期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，道教也逐渐形成，佛、道两教以庙观为场地举办多种活动。随时间推移，一些活动走出庙观，巡行队伍中有避邪的狮子、宝盖幡幢、百戏杂耍等活动，热闹非凡。小商小贩们看到庙观的烧香拜佛者多，在庙观外摆起各式小摊。在庙观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这种民间活动被称为“庙会”，又称“庙市”。
2022年，民众在河南淮阳太昊陵二月二庙会祈福。牛书培 摄商业气息随群众性、娱乐性的增加而增强，是在唐宋时期。唐宋以后，在中国农历新年、元宵节、二月二、三月三等节日举行的庙会，延续下来并迅速蔓延。
庙会上，官员、客商、民众、僧侣各色人等，熙熙攘攘。“开庙之日，百货云集，凡珠玉、绫罗、衣服、饮食、古玩、字画、花鸟、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，星卜、杂技之流，无所不有。”这是清代富察敦崇所著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的庙会盛况。
庙会因商贸、世俗文化等的融入，从祭祀活动、朝山进香等民间信仰活动演化成集信仰、商贸、娱乐、旅游、休闲、探亲、会友于一体的民间盛会，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2017年春节，北京地坛庙会的“皇帝”祭地表演吸引民众观看。富田 摄中新社记者：为何千百年来国人热衷逛庙会？
高巍：文化是精神价值的体现。中国幅员辽阔，民间信仰种类繁多，加上“十里不同风、百里不同俗”的特点，民俗文化丰富多彩、源远流长。
庙会是历史、传统、文化的缩影。已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，有33个庙会以“民俗类”项目入选，如北京厂甸庙会、山西晋祠庙会、上海龙华庙会等。
颇具特色的市井叫卖，热销的古董字画、精彩的花会表演，还有摔跤比赛、双簧表演、京剧清唱……北京厂甸庙会历时四百多年，经由祭祀而庙市，转而书市，渐成文商并举的春节逛厂甸民俗活动，以其“雅俗相济、商娱相融”的独特魅力享誉京城，成为展示京味民间文化和宣南文化的窗口和平台。
2018年春节，北京厂甸庙会的传统摔跤表演。贾天勇 摄晋祠庙会古称“赛神会”，源于西周时期祭祀叔虞之母邑姜诞辰的仪式活动，从农历七月初一开始，历时五天，晋祠水镜台演戏酬神，附近百姓上香祈福。庙会期间，还有社火表演等，展现山西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。
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著名庙会之一，可追溯到唐代，近代曾吸引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此一游。龙华庙会具有都市性、商贸性和娱乐性的特征，除祭祀神佛外，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传说故事，并形成了丰富的庙会民俗事项。
2015年4月，上海龙华庙会。周东潮 摄庙会不断发展变化，满足当时社会条件下民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，折射出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，反映时代的变迁。因此，从古至今，庙会流行于中国各地，各具特色，备受民众喜爱。尤其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给人们带来无限喜庆，过年期间逛庙会更成为各地民众欢庆新年的重要形式。
中新社记者：庙会如何体现民俗风情和时代特色？庙会传承着怎样的“文化基因”？
高巍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，扎根地方社会的文化基础中，反映当地的民俗风情。
以北京地区为例，老北京庙会起源于辽代，发展于元末明初，兴盛于明清两代。昔日北京城庙宇多，庙会也名目繁多，按内容可分为宗教类、祭祀类、商贸类、文娱类、观光类；按开办时间和性质分，每月逢一、二、九、十是隆福寺，主要售百货、小吃、花鸟鱼；逢三是土地庙，主要售土产、百货等。
2003年元宵节，北京市民在隆福寺大街猜灯谜。史利 摄资料显示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庙会继续举行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北京庙会一度退出民众日常生活，到1984年举办龙潭庙会、1985年举办地坛庙会，北京庙会开始复苏。
1996年2月，北京龙潭庙会上，“鼠”轿夫抬着娶亲的轿子鼓乐齐鸣，引得逛庙会的中外游客争着上轿当回“鼠新娘”。王瑶 摄随着改革开放，经济多样性带来文化多样性。北京的庙会逐渐形成多元化的格局：有传统庙会，也有时尚庙会；有京味儿庙会，也有洋味儿庙会；有大型庙会，也有社区的微型庙会。近年来，商家庙会方兴未艾，博物馆庙会、科技馆庙会蔚然成风。
2018年2月，小丑在北京石景山游乐园“洋庙会”表演。任海霞 摄联通古今、融汇东西，庙会以其深厚的历史沉积、浓郁的传统风韵，不断融入新元素而繁衍传承，更是让其他传统技艺得以传播和传承的载体。
庙会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空间。所谓“文化空间”，好像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整体、综合、真实、生态、生活地展示一种文化传统或模式。庙会就是以社会大规模群体活动的模式传播中华传统文化，以大型集体活动完成一定范围内的年度社交礼仪。这是一种仪式感，不是个人在家可以完成的，也不是去突出某个人或某种利益，而是需要民众走出家门、走进活动，处于异于平日的节日环境中，满足情感诉求、体味文化享受，就像人们在春节期间逛庙会获得“年味儿”体验。
2023年1月13日，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举办小年庙会。现场有舞狮、剪纸、糖画、糖葫芦、兔爷彩绘、写福字、套圈、投壶等民间技艺和非遗体验活动。北京市西城区供图中新社记者：庙会为什么能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纽带？
高巍：从古至今，中国的各种庙会吸引无数民众。在港澳台地区，信众广泛的传统庙会与祖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。在海外华人居住区，从祖国带去的庙会欢愉热闹，以特殊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。
2014年3月，香港第十届大角咀庙会热闹开幕，举办大型巡游汇演。洪少葵 摄中国庙会是活着的民俗，很多学者将其称为“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”。与西方狂欢节、万圣节等相比，这些节日均源自宗教且在历史发展中扩展内涵，加入本地文化特点，内容丰富多元，是各地民俗文化的缩影与延伸；不同的是，中国庙会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，许多地方的庙会是根据所在地的气候特点确定日期，结合当地风土人情举办。因此，中国庙会往往与农历“二十四节气”相呼应，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。
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重要节日，春节在中华儿女心中是最重大的节日，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仁爱、和谐、勤劳等民族精神，传达着个体的美好冀望，展现出人的本质，即相互关爱、相互支撑、相互帮助。
近年来，海外“春节热”逐年升温，很多国家陆续将中国春节确定为当地的公共假日。在欢庆春节的活动中，举办庙会成为许多城市的不二之选，舞龙舞狮、游行等表演为主，集市为辅，更让节日传递的文化精神得以升华。
2008年2月，美国洛杉矶中国寺院西来寺举办传统庙会，华人华侨欢度新春。贾国荣 摄在节日的欢乐祥和气氛中，中国庙会的内容和形式未来仍会不断丰富、变化，成为各地民众乐于感受的“文化空间”，在这个空间中可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，感受中华传统民俗虽经千年却历久弥新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高巍，北京民俗学会会长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，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，长期从事民俗研究。著有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》《北京民俗文化史》《四合院》(本书荣获2004年中国民间文艺“山花奖”)、《幡鼓齐动十三档》等多部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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